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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与此同时，山西阎锡山增派部队赶赴集宁、丰镇，与南口形成犄角之势，与汤恩伯部共同抵御日军的进攻。

    8月8—14日，华夏的南口守军，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战，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之下，阵地上的工事几乎夷为平地，华夏士兵在倒塌的工事里，身陷焦土依然抵死相拼，誓死坚守阵地，与日寇殊死搏斗。

    南京军委为扭转南口被动挨打的局面，命令晋绥骑兵秘密集结于察哈尔以北，意图从侧翼分散日军对封南口的攻势，当日军感到来自察北的压力之后，遂将主要的进攻方向，由南口改为了张家口。

    8月21日，张家口失陷。使南口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，而所增援的部队又迟迟未到，导致防线漏洞越来越大，最终南口沦陷，察南屏障丧失，察哈尔全省迅速为日军所控制，日寇的铁蹄直指山西太原。

    当南口战事一起，阎锡山等山西诸将都急了眼。

    之前对于中央军和川军的增援计划，阎锡山等人还有些不以为然，尽各种敷衍拖沓之能事。

    如今日军的兵锋势如破竹，顿时被吓得哇哇的一通乱叫，不但希望中央军和川军尽快入晋，协助晋绥军防守山西与绥远，就连平日里看不起的八路军和陕军，也是一日三请。

    鉴于华北日军攻势凶猛，而华北战事危急万分，川军必须尽快出川参战，南京军委下令，正式启动第二十二集团军，总兵力近十万人。

    该集团军由川军老将，邓锡侯出任总司令，下辖三个军，其中第四十一军，军长是孙震将军，下辖三个师，即122师（师长王铭章）、123师（师长曾宪栋）和124师（师长由孙震兼任)。

    第四十五军，军长邓锡侯（兼），下辖三个师，即125师（师长陈鼎勋）、126师（师长黄隐）和127师（师长陈离）。

    以及第四十七军，军长李家钰，下辖二个师，即第104师（师长李青廷）和178师（师长李宗舫）。

    接到川军出川通报的刘亦诚司令，却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

    在另一个时空，这支北上抗日的川军，成了臭名昭彰的“匪军”，该集团军还没出川，就想到了留守的问题。

    比如第四十一军，就留下了123师看守涪城，后来又为了保证该军北上抗日的补给问题，该师又派出了369旅，留驻陕西西乡，成了西乡兵站与运输中转站。

    而第四十五军，也是有样学样，留下了126师看守广元，另派独立17、18两旅，以及一些地方的民团，沿途设立兵站和后勤补给点。

    在另一个时空，李家钰的四十七军，本该驻防在大凉山的西昌一带，然而由于某个小蚂蚁的蝴蝶效益，导致该支军队一直留在了涪城，而原本该驻防于涪城的四十一军，却随邓锡侯将军去了陇南县。

    若按另一时空的演变，二十二集团军的破事还没完。

    一行七八万人的川军部队，刚从四川跋涉到西安，正准备开赴山西时，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，又被南京军委以另有重用，从该集团军拉了出来，留驻在长治一带，导致该部川军严重缩水，到了太原时只有五万多人马。

    真正让刘司令受不了的是，这五万多川军将士，可算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

    他们在刚出川时就被谣言蛊惑了，居然相信“到西安补充装备”，因此纷纷将枪支埋藏起来，作为日后“重起炉灶”的本钱，从而将破旧不堪的枪支带走充数。

    然而，该部川军到了西安后，又没得到及时的补充，以至到了山西时兵不像兵、官不像官，直令人怀疑他们是土匪下山，阎锡山只拿出20支冲锋枪搪塞，导致川军用极差的武器，与日军打了一场遭遇战。

    更离谱的是，该集团军进入二战区后，南京军委发了一笔兵站费，但邓锡侯用人不当，任高参刘精一为兵站分监，这厮待战事一爆发就逃之夭夭，将这些军费装入他私人的腰包，导致前线官兵缺医少药，连粮食都无法保证。

    该部军队只能“就地征发”，如同土匪抢劫一般，让川军的名声臭不可闻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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