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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。

    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，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，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方认为，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，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，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。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，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，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。

    其次，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，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，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。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。谢谢。”

    秦怀远问公诉人：“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？”

    林刚停下手里的笔，说：“有。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，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。

    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，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，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，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，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？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？”

    “不，他这么做是合理的。”罗小川解释说：“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，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，还是310万元，都已经涉嫌犯罪了。

    而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，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，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，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，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，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。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，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，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。

    所以，他也只能选择破财免灾，用金钱换自由。毕竟，他还有他的生意要做，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狱，那他就失去了自由，也就不能继续他的生意了。

    这么算起来，破财免灾的做法对他来说其实是最划算的，而且，谷少康也有这个经济实力。

    综合以上所述，他这么做也就合情合理了。

    当然，我这么说，不等于廖文昌事实上只帮助谷少康隐匿了310万元，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也只能得出这样的事实结论。”

    林刚轻笑一声，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按照辩护人的说法，案情应该是这样。

    被告人以310万元的价格转手了齐江市的那套复式房，所得房款被隐藏在了谷少康的银行账户里，而被告人从谷少康那里取走房款时，取走了300万元，这么算下来，谷少康只是从中赚取了10万元。

    试问这点好处费，对于谷少康来说，是不是太少了点？

    既然辩护人对谷少康这么了解，想必应该也知道，10万元对于谷少康而言，只是九牛一毛，他怎么会为了这区区的10万元，甘冒这么大的法律风险？这明显是说不通的。

    所以，我们认为辩护人的解释太过牵强，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释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解释是看似有些牵强，但实际上并不牵强。”罗小川解释说：“不可否认，谷少康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替被告人隐匿财产，他自然是要从中收取一定好处的。

    那么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10万元好处费对他来说是不是值得。

    表面上看，这10万元对谷少康来说的确微不足道，但这不代表他就要放弃这10万元。

    我们都知道，谷少康长期从事民间放贷，这种行业收益很高，但风险也很高，放出去的钱是有可能收不回来的。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，他只能选择在具有偿还能力的债务人身上寻找平衡，也就是在主张利息的时候，能不让步就不让步的。

    对于这一点，我在开庭前曾做过调查。在东州法院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中，我查阅了涉及谷少康的10份判决书和3份调解书，在这些文书当中，谷少康在主张利息的问题上没有作出一点让步，哪怕是几百几千的利息。

    试想一下，连这点蝇头小利谷少康都看在眼里，更何况是这10万元的好处费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当然是能赚就赚。”

    他稍稍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刚才公诉人提到了法律风险，那我再说说其中的法律风险问题。

    不可否认，帮助他人隐匿财产的确是存在法律风险的，但风险也有大小之分。

    谷少康在答应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之前，自然也会评估其中的风险，而他之所以敢于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，就是因为其中的法律风险很小。

    首先，隐匿财产的行为必然是具有隐蔽性的，一般来说，查清这种事的难度都相当大。

    其次，谷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条件。作为东州最大的放贷户，他必然有很多的资金流动需要通过银行交易的方式来完成，执行干警就是怀疑到谷少康身上，谷少康也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。这一点谷少康在法庭调查阶段也承认过。

    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想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是很难的，刑事诉讼的证据证明标准是三大诉讼中最高的，如果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，是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判刑的。

    公诉人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谷少康不承认帮助被告人隐匿财产，也没有提供录像，仅凭原有的证据，是否能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标准？

    我想，应该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吧。

    综合以上三点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谷少康即使帮助廖文昌隐匿了财产，也很难被查出来，更别提追究法律责任了。

    在法律风险这么小又可以净赚10万元的诱惑下，谷少康完全有可能答应被告人的请求、帮他隐匿财产。

    我想，我这样解释应该能解释得通吧。”

    听完罗小川的分析，林刚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他低声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见后，也同意暂时认定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为310万元，并且参照生效的司法案例，将量刑建议改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    接下来要辩论的是，廖文昌在齐江市的店铺内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一事该如何定性。

    在这个问题上，诉辩双方产生了很大争议。公诉人认为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暴力抗拒执行，而辩护人则认为，被告人只是在吓唬执行干警而已。

    林刚对罗小川的说法颇有微词，他说：“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。当日在店铺内，被告人不仅对执行干警恶语相向，还挥动菜刀，这绝不是吓唬，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执行！”

    “不，我这不是牵强附会，我这么说是有一定根据的。”罗小川平心静气地说：“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暴力威胁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

    不错，从被告人对执行干警挥刀相向的行为来推断，他的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暴力威胁。

    公诉人得出这种推断，采用的是以行为解释目的的思路。

    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，从目的去解释行为，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。”

    说完，他把目光转向廖文昌：“被告人，请问当时你从谷少康那里提取的300万元现金放在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放在雪佛兰轿车的后备箱里。”廖文昌回答说：“我从谷少康那里取到现金后，就去了齐江市的店铺。当时，我还没来得及把钱转到其他地方，执行局的人就找上门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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